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从供需和价格开始，使人们容易联想是某一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在左右储蓄和消费选择。

所以，不能允许李昌平这样的购房者拥有房产证。当然，他们自己并不实行这套逻辑。

（原载于中国经济学人 原题：李昌平为何不上交自己的房产证）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 进入专题： 土地私有 李昌平 。李昌平们由于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能任由他们去决定自己的事务，必须由更具大局观的官员们代替他们考虑。相反，他们一定要自己牢牢把握这个权力——房产证是一定要拿到手的，否则不惜和开发商打官司。李昌平多年来致力于反对土地私有制，主张在中国重建类似于人民公社那样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土地私有必将使中国农民陷入万劫不复，可分明正是他的主张在把农民引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所谓集体所有制。然后这些人就通过集中的大量土地来剥削他人。

不管是不是贱价，总之，农民一定会失去土地，土地会集中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如果李昌平们想要出租或者出售自己的房屋，必须由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官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集体商议，要把所有的外部性都考虑进去，比如国家的最新产业政策、房屋的集中度、房价的高低、售价对于物价指数的影响、市场对房屋的客观需求量、租房买房者的承受能力、房主是否会得到暴利，等等，等等。浙江温岭新河镇等地的实践就是触动了这一重要地带，它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哪些事情应当多做，哪些事情应当少做。预算改革的困难是上层资源似乎有限，难以找到新的出路。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的业务活动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为此获得的业务收费和财政拨款等收入是它们的费用价格。这就是在浙江、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出现的民众自觉融身其间、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参与式预算改革。

属于区域内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放手由地方财政负责，相应的财权、财力应全部划归地方，由地方自己作主安排使用。为此，我国的财政体制应当包括以社区为名或为性质的内容，使之脱离原有行政机构序列的控制。

李炜光：预算的改革必须由社会力量来推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法国的下议院制度13世纪末就产生了，也就是普通的工商市民介入到抢钱袋子的事情中去了，财政权的分配是整个社会都参与的事情，甚至到最后法国变成大革命，起因还是财政问题。参与式预算需要分权式的财政体制相配合，如果实行的是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最好不实行参与式预算，因为意义不大。所以知识分子应当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该闯红灯的时候你要闯，因为只有你们最懂什么是预算民主，以及如何把民众的财政预算的权利落实到实践中，只有你们说得清楚、说得最好，你们不说，这个社会就更没有人能说了。这种自上而下、期盼产生下行上效效应的改革尝试目前还在进行过程中，最终的成败很难说。

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李炜光：我觉得还是在利益上面，必须把大家的利益和预算的透明度挂起来，他自然而然地就要关心钱是怎么用的了，关键点在这，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办法把它挂起钩来。也就是说，只有代议制民主还不够，还要有直接民主，这两者的结合，才有了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成功。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上海律师严义明就要求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公开四万亿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在参与式预算的发源地巴西，连总统都积极参与预算改革的实践，给民间参与公共预算的编制和监督以实质性的支援，这才有了民间广泛的参与热情和持久的发展动力。

政府的各层级、各部门和各单位之间更多的是独立、平等、合作的关系，更多地使用合同协议方式，按市场方式处理相互间的协作配合问题。可是我们也看到，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们叙说民主、叙说预算权利的时候，非常遗憾，包括我本人，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伟大的社会责任来，搞得我们许多人大代表一再抱怨他们看不懂预算。

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们与其整日空喊民主口号，不如关心一下身边的民众的权利问题，关心一下财政预算的钱是怎么花的问题，多向民众宣讲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预算制度应该怎样改革才真正符合社会大多数的意愿的知识和技能，像当年的伏尔泰先生，也写几本宣讲宪政民主的小册子，因为我们的社会实在太需要了。目前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大多对预算还是持比较冷漠的态度，或者以看不懂为说辞，要自上而下地推进预算改革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放在10年前，人们怎么也不会想起来要搞什么参与式预算改革。但我们的预算体制问题偏偏是要动大局的，动核心的东西，怎么动？事实也教育了我，我们开了这么多预算改革的会，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其实起的作用非常小，根本不能实质性地推进预算改革的进程。但我相信，我们还有希望。但也不得不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改革还只能依靠政府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参与式预算还远没有成为改革的主流，还在外围打转，随时有夭折的可能。两次分组、两次集中进行审议，参与者可较为充分地表达意见的机会，使讨论更有质量。还有就是他们试探着改进讨论方式，设置了分小组讨论的程序。

这种非制度化的试验，只是暂时的现象，很难有可持续性效果，任何一位领导的更迭都可能使试验半途而废，废了之后民间并无力量可以提出有力的质疑和恢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应该也几乎都是由政府提供，用财政的钱来修桥、铺路、治安等等。

预算改革的困境在于政府本身南方都市报：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就广受关注，民间的呼声被代表委员们带进了两会，不少议案提案要求盯紧4万亿的流向和收益。另外，新河预算有较为细化的说明，列出15个支出大项，其所包含的全部具体的子项目，共计110项。

南方都市报：那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压力如何产生？李炜光：从下面慢慢培养出来。那么对于民间而言，自身要做怎样的突破，才能有效地促进公民参与式预算模式的深入展开呢？李炜光：NGO组织运作和预算挂起钩来，也许是一个新的思路，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李炜光：在中国，NGO和社区自治团体是未来公民组织的主要形式。我们只是承认它非常有意义，但是不是非常有前景，还需观察一段时间才可判断。国家民主法治的转型，在西方就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而完成的，我国也只能是这样，首先解决公共财政制度的转型问题，使之形成公共性的根本性质，然后才有可能谈其他的问题。这是他们的经验，也是参与式预算风靡许多国家的原因。

如果社会整体上对这个事情都不那么关心，你要求代表能做什么呢？而且人大代表们也应该具备这种专业素质素养，在高素质、高水平的公民当中产生我们的代表。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进入 李炜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预算改革 公共财政 。

这样，财政资源就被分散到政府的各个层级，而不是大家都必须面对铁板一块的政府总体，各个层级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就有机会参与进来告诉自己这一块儿的政府，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南方都市报：人们没有参与的动力，可能还是由于公民自身的利益与预算的关联依然是一种隐形的关系。

如果人民已经越来越多地进行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了，而政府却未持积极态度，袖手旁观，不给予法律、政策和体制上的支持、帮助，而是由其自生自灭，那么，基层预算改革就只会有自灭，而不会有自生。李炜光：新河试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创新。

第二阶段的参加者是官员和人大代表，没有社会公众参加。它们这次通过了两个预算修正案。2005年3月，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将民主恳谈机制运用到预算领域，此后的几年间，逐步设计出一种将预算民主恳谈与人大代表制度相结合的机制，一定程度上使得公民参与了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我们把希望放在民间，预算的道在民间去找，这个思路大体上是对的，问题是突破点在什么地方呢，关节在什么地方？具体的方法、工具都好办，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西方人想到的我们肯定能学过来，或者我们再创造新的，这都不是问题。

我和许多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只要还能试，就向前推进它。从中反映出人大代表产生机制上的问题，他们很难去跟官员较劲。

未来，我们国家应该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不管政府愿不愿意，都得进行财政层级的调整，都得将财权、财力分散化，都得允许、容忍公民对预算事务的介入，并最终将财政预算的决定权拱手交给人民自己。所以，你问困境在哪里，要我说，困境就在政府本身。

其实，这也是国内第一起人大代表行使我国预算法尚未明确规定出来的预算修正权。NGO运作和预算挂钩是一个新模式南方都市报：刚才您更多地从政府的算计角度，考量了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必要性。